那日翻看旧相册，泛黄的相纸间忽地滑落一张老照片。我拾起细看，竟是母亲二十岁时的模样。照片虽是黑白的，却掩不住她青春的光彩，最是那垂落在碎花衬衫前的两条粗麻花辫，乌黑油亮，仿佛要从相纸里跃出来似的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一直留着长发。但细数下来，她的头发竟也被剪断过三次，每一次都藏着一段故事，承载着岁月的痕迹。

母亲的第一次剪发，发生在我两岁那年。奶奶在世时，每当看见母亲在院子里洗头发，总会叹息着说：“哎，太忙了，头发都不好了。那一把辫子不剪该多好看啊。”那时的我懵懂不解，后来才渐渐明白，母亲那一头乌黑的长辫子，竟是因为我才剪掉的。

秋收时节，附近国营农场总会剩下些葵花秆，谁家需要就拉回去当柴火烧。父亲开着拖拉机去拉柴火时，正巧那片地里还堆着卖剩下的黄河蜜瓜——那是一种拳头大小的甜瓜。征得管理员同意后，父亲顺便拉了一车瓜回来，堆在粮房里。

刚断奶的我哪里尝过这般美味，整天哭闹着要吃。谁知才两天工夫，我的嘴唇周围就长满了一片水泡，疼得日夜哭嚎，连奶粉都喝不下。母亲急坏了，抱着我去镇卫生院打点滴。我疼得厉害，从扎针哭到拔针，有时哭得太久，针头脱落，一天要挨好几针。烦躁时我还揪扯母亲的头发，她根本无暇顾及自己。就这样，在我住院第五天的时候，母亲一剪刀剪掉了心爱的长辫子。

长大后我曾问母亲，那辫子究竟有多好，母亲也说不上来，只道：“反正梳头发时，一只手都抓不住，而且特别顺溜。” 想必那时她真是被我折腾得心力交瘁了吧。

母亲的第二次剪发，是在我家盖新房那年。在农村，盖房子可是件大事，得先找包工头商量，但很多活还得自己动手。我家在村头第一家，地势低洼，父亲执意要把地基垫高。那年冬天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，父母整天在离家最近的二亩半自留地里挖土。具体挖了多深我说不准，只记得每次去喊他们吃饭时，站在地头都望不见他们的身影。后来那挖出的深坑成了我和小伙伴玩地道战的乐园。

父母就这样一锹一锹地挖，挖够两米宽就用拖拉机运到新房地基处，开始夯实。挖完运，运到了夯，周而复始，整整三个月，他们硬是把二亩半地挖了一遍。开春后更忙了，白天干农活，晚上还要收拾房子。等到秋风送爽时，我们终于搬进了新家，可母亲却垮了。她蜷缩在炕上，瘦得只剩八十来斤，几天几夜水米不进。父亲带她去县医院，医生说是重度贫血，开了三盒驴胶补血颗粒，说要是补不上来就没办法了。

那些日子，家里静得可怕。我虽不懂事，也能感觉到空气里的凝重。直到第三盒药快喝完时，母亲才勉强能下炕。至今家里还珍藏着那三个救命的铁皮药盒，上面的漆都磨花了。

后来村里来了个收头发的货郎，吆喝着：“收头发，收长头发，头发换菜刀、换脸盆喽！”母亲望着镜子里垂到腰际的头发，突然说要剪掉。“剪了吧，反正也掉得厉害，往后还能留。”奶奶叹着气说。我看见母亲把头发拢了又拢，手指在发丝间停留了很久，像是要把这长度永远记住。货郎的剪刀寒光一闪，母亲的头发成了担子里的货物，换回来的剪刀和搪瓷盆在阳光下泛着冷白的光。

母亲第三次剪发，是在我结婚前夕。她破天荒地走进了镇上的理发店。那天傍晚，当她踏进院门时，我险些没认出来——原本垂至腰际的长发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头蓬松的羊毛卷，在夕阳下泛着柔光，衬得她消瘦的脸庞格外精神。

左邻右舍的婶子们围上来，七嘴八舌地夸赞：“这下可好了，儿女都成家了，你也该享享清福了。”母亲手指无意识地绕着新烫的卷发，嘴角噙着笑，却始终没搭话。只有我知道，她藏在发卷里的秘密：这些年操劳过度，头顶的发丝早已稀疏得遮不住头皮。这突如其来的烫发，不过是一位母亲想在女儿大喜的日子里，用最后一点倔强，为她撑起体面。这个发型她一直保持至今，她总在头发稍长时就急着让邻居修剪、烫染，说是“人老了，留长发麻烦”。可我知道，她是怕头发长了，就再也藏不住那片日渐扩大的荒芜。

我想那些被烫发遮掩的，何止是斑白的头皮？那是她倔强守护的、不肯老去的美丽，更是为儿女操碎的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