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家乡，是藏在甘肃庆阳山褶里的一个小村庄。

1978年，我生在那里，却没长在父母膝下。他们是水电四局的员工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我留在了老家。于是，我的天地，就是爷爷的旱烟袋缭绕出的那方昏暗，是奶奶的针线筐里永远理不完的彩线头。

三叔的脊背，是我童年最高的瞭望塔。他背我去看戏，穿过沉甸甸垂着穗子的麦田，戏台搭在打麦场上，汽灯雪亮，照着台上红红绿绿的人影晃动，锣鼓点儿敲得人心慌。可我多半是趴在他肩头睡着的，梦里都是那油彩的浓香。姑姑用花线绳给我扎小辫，在土黄的村落里，那一点点红，便是我全部的鲜亮。

村里的春天，是沟底漫上来的。杏花粉白，桃花灼灼，空气里有一股子草木萌发的、清冽的、微微发苦的香气。我们猫着腰，在田埂上寻“辣辣根”，那一点白嫩的根须，嚼在嘴里有股冲鼻的辛辣，却是春天赏赐的第一口零嘴。折一段新发的春树嫩枝，小心地拧下树皮，便成了一支能吹响的“咪咪”，呜哩呜哩的声音，不成调子，却吹得满沟的花仿佛都在颤。

夏天的热闹，是全村人的。大人们握着镰刀，在金海里劈开一道道波痕。我提着瓦罐，趿拉着不合脚的布鞋，去给他们送水。毒日头晒得人发晕，空气里满是麦芒的焦香和汗水的咸味。

可我最盼的，是秋天的收成过后，跟着三叔去收苞谷秆。他在田垄上扒个土坑，拾来干透的秆子，点燃，扔进几个玉米棒子，再埋上些新挖的洋芋。火舌舔着，噼啪作响。不多时，他用木棍拔出来，玉米已烤得焦黑，胡乱吹几下，顾不上烫手，急急地掰开，那股带着烟火气的、喷香的甜，便直冲到脑子里。洋芋更是妙，掰开来，金黄沙瓤，热气腾腾，不用任何佐料，就是天地间最香的滋味。后来我走过许多地方，再没尝过那样的玉米和洋芋。它们的好，大约是和那片地、那堆火，还有三叔笑着看我狼吞虎咽的神情，长在一块儿了。

冬天万物萧索，乐趣却挂在麦草堆的檐下。夜里寒气凝成一根根晶莹剔透的“冰撅”，我们一群孩子，跺着冻红的脚，争着去掰最长最粗的那一根，攥在手里，像举着水晶的宝剑，舌头舔上去，冰凉透骨，什么味道也没有，只有一股子凛冽的、干净的寒气，直通通地钻到心里去。如今我吃各色精致的雪糕，甜的、奶的、果味的，却总会想起那无味的冰撅，它封存了一整个冬天的清澈。

后来，我到底还是被父母接走了，像一棵被移栽的苗，从此开始了漂泊。我见识了深圳高楼刺破云层的繁华，也体会过上海梧桐树下咖啡般的优雅；在湖北的千湖之间，我吃过最鲜的鱼米；于云南的四季花海里，我醉过最暖的春风。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了斑斓的画卷，可我的魂，似乎总有一缕没来得及跟上。它贪恋着旧时光，时不时地，就在某个毫无征兆的瞬间，将我猛地拽回——也许是雨后泥土的气息，也许是傍晚一缕相似的炊烟。

直到有一日，我听到一首歌，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。那歌声一起，我的眼泪便毫无防备地涌了出来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全然懂了席慕蓉，懂她为何要将脸深深埋进草原的草香里。那是一种近乎疼痛的乡愁，不是思念某个人，而是思念那片土地本身，思念那种用全部感官去拥抱、去记忆的方式。我的草原，便是那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坡；我的河，便是祖辈汗滴渗进去的、无声的地下潜流。

这份乡愁，父亲心里也揣着一份，沉甸甸的。他晚年常念叨，等七十岁了，一定要带着我们一家，还有弟弟一家，回一趟庆阳老家。他说要让他的孙子辈去他长大的地方，看看那孔快塌了的旧窑洞，认认村里还健在的老亲戚。他在说这些时，眼神会飘向很远的地方，仿佛已经看见了塬上的日头，闻见了黄土被晒熟的味道。那成了他心头一个温热而具体的念想。可岁月不等老人，这个心愿，终究是搁下了，成了他永远没能填上的空白，也成了我们心头一道无声的遗憾。最后，他带着这个未圆的念想，离开了我们。

如今，这份渴望在我心里愈发清晰而尖锐。我时常无端地渴望，渴望能再回去，不是以过客的身份，而是像儿时那样，赤着脚，走近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田埂，然后慢慢地蹲下，伸出手，去摸摸那干爽的、粗粝的黄土。让那细碎的颗粒滚过我的掌心，让那地气透过皮肤，丝丝缕缕地，传回我流浪太久的血脉里。我想替父亲，也替我自己，去完成那个未曾抵达的触摸。

我要摸摸那黄土。它认得爷爷的旱烟味，认得奶奶的针脚，认得三叔的脚印，也认得我父亲年少离乡时的回望。它，也该认得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