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明刚过，长塘就开始“黏”了。

不是下雨的黏，是空气里泡着水、皮肤永远干不透的黏。项目部在山坳里，四周的山不高，但一座挤一座，把几排板房围得密不透风。抬眼就是绿——近处的灌木、远处的竹林、再远些的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杉树，绿得发黑，绿得冒油。风从山口灌进来，带着绿叶和泥土混在一起的气味，像有人把整个春天都沤烂了再摊开。

综合办在二楼最里头的一间。窗户朝南，正对着那道最矮的山脊。每天早上开窗，最先扑进来的不是光，而是潮气，黏糊糊地糊在脸上。

我的工作，就是在这片黏糊糊的绿里，把项目部里里外外的事情一件件捋顺。

桌上摊着上周的会议记录、签到表、还有一份刚收上来的部门工作计划完成情况。打印机吱吱呀呀地吐纸，纸张在潮气里变得软塌塌的，边角卷起来。我一张张按平，用夹子夹好——这些纸回头要归档，要上报。

门没关，技术员王哥背着他那个棕色帆布包晃过来，靠在门框上。

“小白，又在弄那些文件？”笑着说。

“嗯，王哥，是来签字盖章吗？”

他点点头，说着把用章申请表递给他

他接过去，眯着眼签了，没走，探头看我的电脑屏幕：“写什么呢？”

“党建的记录。清明后第一次主题党日的。”

他“哦”了一声，忽然说：“你看那山。”

窗外那道山脊被云雾罩着，只露出一个模糊的顶。“来了三年，”他说，“每年这时候都觉得山在往我们这儿压。再过一个月，叶子再密一层，板房都能被绿淹了。”

他没等我接话，转身走了。鞋子声啪嗒啪嗒远去。

我盯着窗外看了一会儿。山确实在压过来——不是物理上的，是视觉上的。绿一天比一天浓，浓到快要从窗户灌进来，把桌上的文件、墙上的进度表、角落里摞着的安全帽，全部染成绿色。

但我知道，这片绿下面藏着什么。藏着王哥每天巡过的边坡，藏着三号墩夜里两点开盘的混凝土，藏着那些被绿淹没却还在运转的桩基和支架。而我写的每一份记录、每一期素材，就是把这些藏起来的东西，变成字，变成档，变成这个项目呼吸的痕迹。

门又响了。小刘抱着一摞新到的办公用品进来，纸箱顶到她下巴。

“快来搭把手。”

我接过纸箱，沉甸甸的。她甩了甩胳膊，长出一口气：“这种天，搬点东西跟蒸桑拿似的。”

说完又继续整理那摞工资确认单。每一张纸上都按着红手印，有些指印模糊了，像是手指太粗糙、汗太多，印泥化开了。她一张张按顺序排好，用夹子夹住。

这些名字，这些手印，这些每个月准时汇出去的工资，是小刘一天天跑现场、一遍遍打电话换来的。项目部外面绿得发疯，但绿下面那些干活的人，是名单上一个个具体的名字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些被潮气泡软、被我一张张按平的纸，即将穿越这片黏糊糊的绿，到达山外面的世界。它们会告诉外面的人：长塘项目还在干，长塘的人还在守。

窗外的光线暗了一些。云压得很低，闷出来的灰，像锅盖扣在头顶。远处的山脊已经看不清了，只剩一片浓淡不一的绿，但潮气依旧。

我坐回椅子上，拿起那份没写完的会议记录。光标在“下一步工作打算”那一行闪了又闪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打字。

好像整个长塘，都在拼命地绿。

而我，这个被绿包围的综合员，正在用一台发黏的键盘、一摞软塌塌的纸、一盏黄乎乎的台灯，把这片绿下面的每一天，记成不会被淹没的字。

风扇还在转。打印机又响了一声。

我保存了文档，把那份车辆登记表收齐，装进文件夹。窗外的天彻底灰了，山变成了一道浓重的剪影。

我忽然觉得，这片绿色不是在包围我们。它只是在静静地看着——看我们打桩，看我们浇筑，看我们深夜还亮着灯，看我们把水库工程一寸一寸地修进山的更深处。

而我要做的事，就是把这一切，记下来。

黏黏的风从窗口吹进来。我深吸一口，重新坐下。

灯还亮着。山不说话。

浓绿之下，什么都在，什么都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