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师傅给我的第一印象—像山，稳重，也像钟，严格。

去年八月的会议室，会议室空调开得呼呼响，我们几个新人坐得笔直。门推开，他走进来，深色衬衫袖子卷到小臂，手里拿着个旧保温杯。“我是梁宏军。”就这么一句，声音不大，会议室却一下子安静了。他打开笔记本，红色封皮，边角都磨白了。

记得来到这里第一次主题党日之后。我作为记录员，对着本子发愁—那些流程、那些发言，该怎么梳理成规范的纪要？

“还没走？”

我抬起头，梁书记站在门口。他应该早就离开了，不知为何又折返回来。

“我……”我犹豫着开口，“书记，这个主题党日的记录，我不太确定该怎么写重点。”

他拉了把椅子在我旁边坐下，保温杯放在桌上。“哪里不明白？”

我指着本子：“比如张经理发言时提到‘三个结合’，这个需要原话记录吗？还有陈主任的建议部分……”他讲得很细，怎么提炼重点，怎么保留原意又简洁表述，怎么区分不同领导的发言层次。讲到后来，他索性拿过笔，在空白处写了个框架：“下次你可以按这个结构来—原来严肃之下，藏着如此细致的耐心。

再后来，我发现了他的另一面—不知从哪天起梁书记的口袋里总装着些吃的。每次路过，项目部旁的那家腊肉加工厂的小黄狗就会欢快地扑过来，黄色的团子绕着他的裤脚转圈。他蹲下身，一边挠着小狗的耳根，一边把掰碎的火腿肠放在手心。

嘴里还不停喊着“阿黄，最近又瘦了，多吃点”

小狗的尾巴摇成了风里的旗，他侧脸的线条在那一刻变得出奇地柔和，眼角细细的纹路里，盛着窗外明晃晃的日光。这画面有种奇异的宁静，仿佛周围的喧嚣、文件的繁杂，都在那有节奏的摇尾和轻柔的抚摸里，暂时找到了一个柔软的归处。

他还总爱“溜达”到我们综合办，背着手，像是随便看看。可每次离开时，师傅便从衣服兜里拿出了一个砂糖橘，我手捧着橘子，带着他手掌的温度。感谢的话还未说出口，

“多补充维生素，”他说，还是那副没什么表情的样子，

手里的砂糖橘仿佛他独特的语言，却把所有的关心都包在里面，一层层剥开，全是实实在在的甜。

临近春节，家家户户已经进入了年味备战状态，我正核对最后几份份车辆结算单，梁书记推门进来。办公室里就我们两个人，暖气开得太足，窗玻璃上蒙了层白雾。

“还没弄完？”他问。

“快了，书记。”我没抬头，“把节前这几项工作收个尾。”

他在我对面坐下，保温杯放在桌上，发出熟悉的轻响。过了会儿，他忽然问：“哪天回？”

“七号。”我说，“上午的车票。”

他点点头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，像在算什么。

“嗯。”我终于核对完最后一个数字，合上文件夹，“想着把手头事情都做完，清清亮亮地过年，也清清亮亮地回来。”

又是沉默。但这次的沉默不一样，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发酵，像冬天泥土下等待破土的种子。

“又是一年了。”他说，声音很轻。

是啊，又是一年了。去年八月那个连会议记录都不会写的毛头小子，现在也能独立负责一个模块的工作了。时间真是奇怪的东西，它悄无声息地流走，却在人身上留下这么深的刻痕。

“给。”

忽然，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两个砂糖橘，我接住。几乎没有重量，可我的手却沉了一下。两个橘子，静静地挨着，我忽然想起他曾经在党课上讲过的话：“党建工作，很多时候就是做人的工作。要看到人，关心人，凝聚人。”

这哪里只是两个橘子。这分明是他用一整年时间，一锤一锤，钉进我工作习惯里的那种细致；

“书记……”我想说点什么。

他已经站起身，走向门口，在门边停顿了一下。他没有回头，只是抬手挥了挥，然后轻轻带上了门。

办公室里彻底安静下来。只有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，咕嘟，咕嘟。

我拿起一个，开始慢慢地剥。皮很薄，很小心才能完整地剥下来，露出里面饱满的、一丝一丝的果肉。清冽的香气散开来，和桌上的里淡淡的纸张的墨水味混合在一起。

我掰了一瓣，放进嘴里。

“好甜”。

另一个橘子也被我拿到了手心。它圆润的、微凉的表面，渐渐被焐热了起来......